2020年，对全球资本市场来说可谓开局不利。先是中国遭遇率先暴发新冠肺炎疫情，导致14亿中国人经历了一次前所未有的从春节到春天的长假；再是新冠肺炎疫情在影响中国之后，又席卷了欧洲、美洲乃至整个世界，从而引发全球资本市场的暴跌。从美股熔断到石油、黄金暴跌，再到整个全球股市的“跌跌不休”，很多人都在问，面对这样的情况，资本市场特别是中国资本市场到底该怎么判断？　　　　

此时，中国给出了一个答案，这就是新基建。当波涛汹涌的全球资本市场碰上中国新基建大风口的时候，新基建又该怎么影响资本市场呢？

2020年3月的第二个星期，全球资本市场遭遇了前所未有的一星期，周一俄罗斯和欧佩克国家石油谈判破裂引发了石油价格暴跌，甚至跌破了中国石油的“地板价”，之后美国股市第一次熔断，成为继1997年之后的熔断新纪录，然而到了星期四，美股暴跌，纳斯达克指数大跌9.43%，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大跌9.99%，创下1987年“黑色星期一”以来单日最大跌幅。　　　　

这还没完，此后美股的熔断纪录又一次次被打破。面对美股大跌的行情，直至3月18日美股10天里第4次熔断的时候，中国资本市场却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韧性，3月19日A股收盘时仅仅下跌了0.98%，创业板指数进一步翻红，让所有人看到了中国成为全球资本市场避风港的潜力。摩根士丹利将中国股票由中性调整为增持，并称“全球寻找收益的目光都投向了中国”。全球资本市场都在散发着“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中国资本市场将会是全球最有希望的市场之一”的声音。与此同时，一轮全新的风口已经开始启动，而这个风口就是“新基建”。可以这样说，资本市场的嗅觉，永远是最灵的。　　　

原来3月4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的会议上强调，要加大公共卫生服务、应急物资保障领域投入，加快5G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进度。此后，新基建迅速刷屏网络。但是实际上我们仔细研究就会发现，新基建并不是一个新词，它首次出现在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只是此次通过新冠肺炎疫情全面防疫防控的大场面洗礼，面对着14亿人宅在家的大局面，中国的整个科技基础设施再次被强行进行了一次高强度、高并发压力的全方位测试。经此一疫，新基建的重要性更是被特别彰显出来，仅仅从2月3日到3月4日这短短30天内，中央层面就部署了多达5次“新基建”相关任务。　　　　

截至3月10日，有25个省区市公布了未来的投资规划，2.2万个项目总投资额达49.6万亿元，其中2020年度计划投资总规模7.6万亿元。　　　　

如此高的新基建投入，让全球资本市场不得不相信，这个大风口正在全面到来。　　

新基建到底会如何改变资本市场

当我们分析新基建将改变全球资本市场的时候，必须先要意识到新基建到底意味着什么。面对着全球经济从“黑天鹅”到“灰犀牛”的席卷，2020年全球经济增长乏力乃至下跌都将是大概率事件。在这样的情况下，科学技术特别是硬科技所承载的技术进步红利才是当前驱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关键。引申到新基建层面，就是以5G基建、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特高压、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城市高速铁路和城市轨交等七大板块为核心的全面的新基建投资体系。　　　　

应该意识到，此次中国的新基建投资完全不同于传统的如2008年那次4万亿的“铁公基”投资。因为新基建的投资具有互联网科技边际效益递增的潜能，因此新基建将会是帮助中国经济从高增速向高质量发展演化的重要推动力量，从而带动整体中长线收益的增加，这必将进一步补足产业下游互联网经济的短板，从而实现产业链上下游投资乘数效应的激增。　　　　

于是，作为经济的“晴雨表”，资本市场的种种表现无疑是经济活动的投射。连日来，在A股市场上，以5G、云计算等为代表的“新基建”概念股行情火爆。　　　　

3月10日，出于对全球资本市场密切联动的担忧，大部分人都预计中国股市会受到欧美股市暴跌影响。但沪深两市仅在早盘小幅低开，随后就开始反弹。午后，两市主要指数全部翻红，上证指数、深证成指和创业板指分别大涨1.82%、2.14%和2.66%。其中5G板块更是成为反弹急先锋，中证5G通信主题指数单日涨幅为6.51%。　

新基建具有让产业技术与互联网变现相结合的能力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表示，新基建对资本市场的影响可以进一步归纳其具有让产业技术与互联网变现相结合的能力。　　　　

首先，新基建将推动硬科技生态的全线落地。如果把前互联网时代称之为互联网时代的话，那么当前则正从以软件服务为核心的互联网时代向以硬件服务为核心的工业互联网、物联网时代转变，特别是在疫情期间14亿人宅在家的流量井喷让所有人都意识到了通信网络、数据中心的重要意义。从中长期看，中国企业上“云”、数字化的趋势不可逆转，经过此次疫情，预计进度还将加快，数字经济的趋势已经势不可挡，在这个时候其实对于数字经济的基础设施要求反而更高。　　　　

事实上，经过了这次疫情的全民压力测试之后，大量的互联网企业已经发现，原来他们觉得都不是问题的基础电子服务都变成了问题，而阿里巴巴这样的企业却没有问题。为什么呢？试想如果没有多年双十一的压力测试，阿里云想要像现在一样满足1000多万企业线上办公的弹性服务器支持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所以，在当前的节点之上，上至国家，下至企业，所有人都认识到了硬科技生态体系对于中国经济的重要意义，这也是为什么国家再次提出了新基建，而资本市场也把所有的目光都聚焦到了新基建上面的根本原因。　　　　

其次，5G、芯片、半导体等已经成为新基建的关键词。在新基建之中，几乎所有资本市场参与方无一不把目光聚焦在了5G之上，推进5G通信网络建设是新基建的龙头。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有19个省区市的政府工作报告将“推进5G通信网络建设”列入2020年重点工作，其中有6个省区市明确规划了2020年新建5G基站的数量，合计超过17.8万个。中国移动提出，计划在2020年底完成30万座5G基站建设目标，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力争前三季度提前完成全年25万座基站的建设目标。而5G建设本身包括芯片、器件、材料、精密加工等硬件以及操作系统、云平台、数据库等软件。5G与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关联技术结合，又将带动诸多行业，为很多领域数字化转型奠定基础。　　　　

据中国信通院预测，预计到2025年，我国5G网络建设投资累计将达到1.2万亿元。未来5年工业企业开展网络化改造投资规模有望达到5000亿元。5G网络建设将带动产业链上下游以及各行业应用投资超过3.5万亿元。　　　　

而作为服务5G的核心，电子行业成为了支撑新基建的最重要基石之一。所以在新基建的风口之下，毫无疑问，电子行业将会成为新基建产业的先行者。其实在2019年，全中国电子行业涨幅就高达73.77%，位列全市场排名第一。特别是消费电子和半导体的涨幅超过了100%，今年随着新基建特别是5G的全面加速，今年的电子产业可能比去年还值得关注。尤其是5G智能终端的普及将会全面启动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的时代。电子产业作为5G等一系列新基建的最终承载载体，将会直接成为最重要的发展方向。　　　　

第三，新基建具有让产业技术与互联网变现相结合的能力。当新基建成为新经济核心的时候，新基建便具备着直接连接互联网的基础设施属性，这让这个产业天生具有让产业技术与互联网变现相结合的能力，当这样的基础设施建设好了，这将比传统基建更具备资本市场的驱动力量。这样的新基建应该说在全球资本市场上还是有很多人会看懂的。　　　　

王文认为，基于以上三点，中国资本市场未来的走向，将会非常明确就是新基建以及作为新基建基础的电子等相关产业。

刘元春：重启经济停摆不能只靠新基建

日前，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表示，必须认识到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发展到现在对经济的冲击并非一次性的，而是分阶段多批次的。而重启疫情带来的经济停摆不能只靠新基建。　　　　

刘元春认为，第一波冲击是疫情所带来的“休克停摆效应”。2月份，我国大量宏观经济参数腰斩，投资、消费增速为-50%到-60%。在这个阶段里，疫情全面防控，社会经济活动停摆。　　　　

第二波冲击是经济停摆重启的成本冲击。疫情得到有效控制之后，疫情对经济产生的间接冲击就是经济停摆之后重启经济运行必须实施“大推动”，必定带来严重的重启成本。在市场自发状态下要实现复工复产和经济循环的常态化不仅时间漫长，更为可怕的是可能陷入低水平的“恶性均衡”之中。因此，要克服自我修复的市场失灵，必须依靠强大的行政干预和刺激启动。3-5月份，我国经济都会在这样的状态下运行，出台新基建等大需求刺激，全面重启中国经济循环的内生动力。　

第三波冲击则有可能是本轮疫情在历史上占有最突出地位的冲击，那就是疫情全球蔓延和“全球大流行”必定会导致各国管控模式向“全面管控模式”靠拢，这将会导致全球化的生产体系、产业链和资金链出现断裂，全球经济出现短暂停摆。　　　　

刘元春直言，这种世界性的休克停摆所产生的冲击将是中国在今年必定要承受的第三波冲击。这个冲击无论从广度和深度上讲都比第一波冲击和第二波冲击所带来的持续性和损失要严峻得多。如果全球经济的休克停摆出现在4-6月份，也就是中国经济全面复工复产的阶段，那么我们将面临订单消失、无工可复的窘境，面临“两头在外”的产业和企业在遭受前两轮冲击之后面临更严峻的冲击。因此，我们对于产业和企业的救助，对于这些区域和行业复工复产的安排必须全面考虑未来的第三波冲击。　　　　

刘元春认为，在上述三轮冲击之后，我国经济才能过渡到循环常态化。我们在经济循环常态化之后来实施“保增长”“保目标”的扩张性政策计划才会有坚实的基础，才会在底线管理的基础上有效拿捏扩展的幅度和实施的路径。　　　　

针对未来高度的不确定性，刘元春判断，疫情如果能在4月底全面解除，我国的投资增长速度可能会快速上扬，而消费也可能在各个部门或区域短期消费刺激下快速恢复，但不要对消费报复性增长抱过多希望。我们所面临的第三波冲击的最高点可能在4-6月份甚至更晚一点到7-8月份。如果果真如此，我国二季度、三季度外需下降幅度可能会超越我们的预期。因此，要保证经济循环常态化和就业的稳定化，仅按照目前“六稳”和“新基建”的节奏，拘泥于3%财政赤字的限制是难以应付的。所以，刘元春给出如下几个方面的建议。　　　　

第一，要在底线思维基础上有最坏的打算，使我们的政策应对方案在基准判断的基础上具有可调整、有弹性、可扩张、多元组合的特性，而不是简单地拘泥于我们的“新基建”。　　　　

第二，必须短期刺激、中期调整与中期扩张相结合。目前很多人拒绝刺激，但是要想摆脱经济休克停摆，使经济循环常态化，必须要有“大推动”，这个推动必须足够克服运行前的摩擦力，产生“破冰效应”，才能够使中国经济循环常态化。因此，必须要以中低阶层的消费补贴和中小微企业、受冲击最大的产业部门补贴和扶持为核心来展开当下的短期刺激。从中期来看，则可以设计以“新基建”为先锋，新老结合为主体，经济投资与民生建设相结合、硬项目和软建设相结合的政策组合。　　　　

第三，货币政策必须明确向适度宽松政策进行转变，包括准备金率的大幅度下调、利率下调，特别是我们应当考虑将接近10%的准备金率所冻结的十几万亿元资金转化为国债或特别债券，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宽松腾挪出空间。在全球都进行宽松的货币政策的同时，我国的保守的政策在某种程度上会让我国过度地承受全球疫情和“休克停摆效应”所带来的成本。　　　　

第四，我们政策出台的时点一定要把握得清楚，要分阶段、分时点、有节奏地组合应用。当前是化“疫”为“机”的窗口期。但是，如果我们的改革开放所设计的路径和内容没有一种恰当的组合，可能就很难抓住当前创造制度红利的窗口期。　　　　

由于重启经济停摆必然需要“大推动”，但这种“大推动”绝不能只是简单地进行新基础设施建设，而应当主要通过危机救助的形式刺激短期消费，既可以兼顾危机救助，又可以保证经济增长。如果我们在这些方面有十分充分的前瞻性研究和政策储备，那么我们就不会重蹈2009年“四万亿”刺激计划的覆辙，也会克服目前“谈刺激就色变”的心理困境，坦然渡过后面的难关。

新基建：数字经济时代的水电煤 汽车将成超级计算中心

人工智能市场持续高速增长，底层技术和落地应用持续突破。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提出，是推动人工智能产业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机遇。　　　　

“人工智能可以理解为数字经济时代的‘水电煤’，它提供的是核心动力，能够把大数据转换成更有价值的知识和决策。”地平线公司创始人兼CEO余表示。除此之外同时认为，汽车在新基建时代会成为超级计算中心。　　

数字经济时代的“水电煤”

过去的20余年里，我国传统基础设施建设在建筑、交通、能源、水利、通信等领域，拉动了建筑业、装备制造业以及建材行业等实体经济发展。而近年来，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型数字技术突飞猛进，我国已进入数字经济时代。余凯指出，数字经济时代不能只依靠传统基建拉动经济，而是要打造数字经济时代的地基，即新基建。“新基建的投入，有助于国家提升在下一个经济周期的核心竞争力，并且实现跨越性的发展。”余凯说。　　　　

余凯认为，人工智能好比数字经济时代的“水电煤”，能够把大数据转换成更有价值的知识和决策。过去的基建能力是将电能转化成动能。在新基建时代，人工智能能够把数据转换成动能，让生产和决策实现自动化，变得更加高效。　　

汽车会成为超级计算中心

余凯指出，随着国家新基建的提出，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等11个部门在2月联合印发了《智能汽车创新发展战略》（以下简称《发展战略》）。《发展战略》指出，到2025年，中国标准智能汽车的技术创新、产业生态、基础设施、法规标准、产品监管和网络安全体系基本形成。2035-2050年，中国标准智能汽车体系全面建成、更加完善。　　　　

自动驾驶也将加速发展，预计2025年汽车L2级以上自动驾驶装配率可达70%。　　　

谈到自动驾驶的未来发展趋势，余凯指出，中国的整车企业，包括计算芯片创新企业，都有非常强的意愿去突破创新。而车规级芯片的质量要求较高，需要建立严格的质量管理流程。　　　　

余凯认为，未来所有的汽车都会沿着智能化的道路走向高等级的自动驾驶，走向无人驾驶，其中计算芯片是重中之重，中国汽车产业发展一定要突破芯片的桎梏。汽车在未来会成为“四个轮子的超级计算中心”，需要处理大量数据，是关乎生命安全的产业，面临的挑战非常大。过去汽车看重发动机，未来更看重算力和芯片。过去汽车专注汽油向动力的转换，未来汽车将聚焦汽车感知数据向自动驾驶决策的转换。余凯表示，地平线的芯片会广泛赋能汽车产业，从高级辅助驾驶芯片走向高级别自动驾驶的车载边缘人工智能芯片。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记者